图为预定新兵和少先队员向李志富敬礼。

一

今年9月3日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。当日，文昌街道一栋老式居民楼的一层楼房里，热闹而不失庄严。

“81年前的今天，我们胜利了！”靠在墙上的抗战老战士李志富忽然提高了声音：“当时高兴，激动！”他记忆犹新：1945年9月3日的《新华日报》上，刊出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题词：“庆祝抗日胜利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”。

北街小学五年级学生徐曼盺把一束花递到李志富老人手里。少先队员们举手敬礼，3名预定新兵跟着敬礼，老人抬起手，也回了一个。

李志富的儿子李荣斌转过身，向屋里的“客人”介绍起自己的父亲——“我父亲18岁入伍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在部队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。”

八九个人围着他。餐桌上，李荣斌一样一样往外拿。先拿出来的是三枚纪念章，上面分别刻着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”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”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；接着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”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，还有“新四军建军70周年”纪念章。

章面锃亮，绶带没起一点毛边。“我父亲的东西，我都收着。”李荣斌说。

有人把章捧起来，又轻轻放回去。

图为李志富和他珍藏的纪念章。

二

李志富老人心肺功能不好，说话越来越慢，一句话要分成几截，说上几句就得歇一歇。

回到卧室躺椅上，记者搬着小板凳，坐到他旁边。

“爷爷，您为啥要去当兵？”

没有声音。老人偏着头，像是在把散了很久的东西，一样一样往回捡。

“是家里困难？”

过了很久，他的嘴唇动了动。“苦！”一个字。停顿了会，又跟上一句——“那时候没有吃的了，没地方住。”

话头就这样被撬开了一道缝。接下来的一个钟头，他一句一句地往外蹦，中间常常隔着长长的一段静默：沈阳、哈尔滨、佳木斯、卫生兵、警卫员、贺诚、挖煤、运煤。

录音笔一直开着。那一个钟头，录下的多半是沉默。

三

李志富，1927年10月26日生，辽宁省沈阳市北关区东山村（今属沈阳市大东区前进街道）人，桐城市物资局（今桐城市商务局）离休干部。

他的人生前十八年，被一张《参加革命前后履历表》压成了三行字——“1933年至1940年，在家拾柴种地，给大户人家放猪”；“1941年至1943年，日本工厂当童工”；“1944至1945年，在本村白家豆腐坊卖豆腐”。

三个行当，十二年。李荣斌补了一句：那家日本工厂，是兵工厂。

东北的冬天，一家人靠屋里一铺炕过活。炕烧得太旺，房子烧掉了。为了有个遮风的地方，父亲带着他们去给大户人家看坟山，换一间能住人的屋。

更大的难还在后头：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，一个家只剩兄弟仨，李志富年纪最小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裕仁通过电台发表《终战诏书》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日寇的枪并没有放下。在东北，部分日寇仍在负隅顽抗，直到当年8月底9月初，这帮侵略者才陆续停止暴行、放下武器。

就在那些天，八路军大部队从沈阳过。18岁的李志富跟着走了。

“当兵是我自己要去的，”他说，“是随着大部队走的。”

他是奔着打日本鬼子去的。可军装穿上还不到一个月——9月2日，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“密苏里”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。至此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。

抗战胜利了。李志富没有回家。他二哥后来也跟着大部队走了，一路南下到了海南岛。兄弟俩一个向北、一个向南，此后没再见过几面。

图为李志富的履历表。

四

入伍后的李志富，成了东北部队卫生系统里的一名战士。

按履历表：1945年8月至1946年，沈阳市东北卫生部战士；1947年至1952年6月，东北卫生部、军委卫生部，证明人一栏，写着两个字——贺诚。

贺诚，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，这位从北大医学院走出来的四川人，是我军卫生事业的奠基者之一，1958年被补授中将军衔。

李志富成了他的警卫员。

一张1951年10月1日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军人职员证上，右上角印着八一图案，翻开里面写着：部别，军委后勤卫生部；职别，警卫员；姓名，李志富；号码，05881。

“刚开始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就跟着他后头跑。”沈阳、哈尔滨、佳木斯，部队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。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设在佳木斯，人称“东北小延安”，卫生部在哈尔滨设前线指挥部，后方医院沿松花江一线铺开，安置从前线转运下来的伤员。

1947年，在哈尔滨，李志富由蒋吉山、孙延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8月转正；9月，因在东北军卫生部工作积极，经党委批准记小功两次。

问他立的什么功，答案出人意料——“就是劳动，挖煤、运煤。”

没有炸碉堡，也没有拼刺刀。在后方的煤窑里、在齐膝的雪地里，把伤员过冬的取暖煤一趟趟运回来。

李荣斌替父亲补了一句：“不是拼刺刀，但也是作贡献。”

五

1949年10月1日，北京，天安门广场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

广场上人山人海。“我那天在天安门城楼底下。”李志富说，首长们在城楼上，小兵们都在底下。他就站在人群里，仰着头。

说到这儿，他咧开嘴笑了——“很高兴呢！”

他记不清自己站的确切位置了，只记得城楼上的声音很远又很近，记得周围所有人都在喊。

李荣斌记得父亲说过另一件事：举行开国大典那天，父亲吃的是面包，部队发的。

那一年，李志富22岁。从沈阳乡下的豆腐坊，到天安门城楼底下，他走了4年。

六

在部队，还有一件事，李志富记了一辈子。

新中国成立前后，贺诚安排他和自己的大儿子一道，去学习深造。

问为什么，只有三个字——“不识字”。

1952年7月，25岁的李志富走进华北军区速成小学的课堂，和一群比他小十来岁的战友坐在一起，从“人、口、手”学起。1953年2月，他任副排级；6月，他进入南京海军预科学校。

他认字了。后来在桐城工作的日子里，闲下来还会拿笔在纸上写几行，一笔一画，写得很用力。字不好看，但他不肯停。

李荣斌记得父亲低头写字时的样子——像个刚上学的小孩。

“部队锻炼了他。”李荣斌说。

七

可南方的水土，跟这个沈阳人较上了劲。

在南京，李志富因水土不服、肠胃不适，住进南京市人民鼓楼医院；1953年12月转入芜湖市转业大队；1954年8月，被分配到桐城百货公司。

一张1956年10月1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发的转业军人证明书上写着：李志富同志，辽宁省沈阳市北关区东山村人，于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原在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任警卫员职务，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，特准予转业。

一个沈阳人，从此成了桐城人。

留下来又失去的，还有一块手表。

那是1951年，在沈阳，他陪苏联专家逛特供商店时买的进口表。那年月，那种地方一般人进不去。表很珍贵，他一直舍不得戴。

1960年，困难时期，他的儿子呱呱坠地。李志富去山里出差时，人浮肿得厉害。回来时，手腕上那块表不见了——换成了五斤黄豆。

黄豆能消浮肿。一家人靠那五斤黄豆，熬了过来。

表没了，日子还在。

此后二十多年，他换过不少岗位：百货公司、食品公司、审干室、土产公司，1971年1月起任桐城县物资局副局长。在家里，家务活基本都是他干，扫地、擦桌，被子叠成豆腐块，早上四五点就起。东北话一点点淡了，最后变成一口接近桐城的方言——“和群众打交道多。”

“我父母亲都很温和，没有邻里纠纷，也没啥婆媳矛盾，就是踏实过日子。”李荣斌说。

1980年，五十出头的李志富因病提前离岗休养。那张“1997年度优秀共产党员”的证书，是后来组织上发给他的。

1984年，他回过一次沈阳。此后，再没回过祖籍。

2017年，李志富妻子张玉兰去世，老人一直坚持一个人生活，直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，儿子搬来陪他。如今他心肺功能较差，多数时间卧床，话也越来越少，生活全靠儿子全天候照料。

八

9月3日这天，客人散后，李志富重新坐回躺椅。他伸手拿过躺椅旁那份新到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一字一顿念出了大标题。

七十多年前，他在速成小学的作业本上，一笔一画写下第一个字。七十多年后，他不戴老花镜，还能将报纸上的文字念得字正腔圆。

这天来的八九个人里，有3名预定新兵——再过些日子，他们就要穿上军装、投身军旅建功。81年前，沈阳城里那个在豆腐坊卖豆腐的少年，也是这样跟着大部队走的。

屋里很静。窗外巷子里，是来人走远的声音。

这天，他开口说的两句话，在场的人都记住了——

“81年前的今天，我们胜利了！”

“我那天在天安门城楼底下。”

世界记住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宣告，而站在天安门城楼底下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后代，正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，踔厉奋发、勇毅前行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！       （李晶晶   高雪   苏丹丹   金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