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为纪录片《桐城派》第5集视频截图。

纪录片《桐城派》第5集追完了，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。坦白地说，看到片名《古典余晖》时，我一度以为这将是桐城派的一曲挽歌。看完后才知自己错了。

这一集最打动我的，不是林纾临终前在儿子掌心写下的“古文万无灭亡之理”，不是严复的沉默退场，而是最后马其昶义无反顾地转身、意味深长的背影。我想起吴汝纶赠马其昶的诗《赠别马通伯》：“故乡五百年文献，散失多君一网收。先士已随飞鸟往，丹心尚与劫灰留。更怜燕市悲歌客，愿结卢敖汗漫游。来者难诬知不逮，勉旃吾子勿中休。”明末清初潘江藏书甚丰，清末民初则是马氏藏书极富，可惜后来战乱大多散佚。我在网上还偶尔看到域外马氏藏书信息（如日本京都大学就有，或为侵华时劫掠），为之扼腕。

这集《古典余晖》值得追问的，远不止“桐城派为什么衰落”。它让我们陷入深思：一个流派的“黄昏”，为什么反而照亮了整个时代的“黎明”？

1、不懂外文的他为啥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？

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他因丧妻失意、科场不顺，在福州马江散心。留法归国的王寿昌提议合译《茶花女》，由其口述原著，他笔录润色。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问世后洛阳纸贵，人称“外国《红楼梦》”，由此开启他二十余年翻译生涯。

他就是林纾（1852-1924）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福建闽县人。终身不通外文，却以“友人口译+古文笔述”的独特方式，先后译介外国小说180余部，包括莎士比亚、狄更斯、雨果、托尔斯泰等人的经典著作，被誉为“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”。

林纾译文以桐城古文为基底，文辞雅洁、音调铿锵，贴合晚清士大夫审美，以传统古文承载域外叙事与情感，极大拓展古文的应用边界。胡适评曰：“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，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狄更斯的作品；古文不长于写情，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《茶花女》……古文的应用，自司马迁以来，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。”郭沫若、钱钟书少年时皆嗜读“林译小说”，由此开启对外国文学的兴趣。

当然，受口译与时势局限，林纾的译作常有删改增饰，忠实度有所不足。但在启蒙时代，让国人“先知有外国文学”比精准传译更为迫切。他以桐城古文为桥，打开国人看世界的文学窗口，既为桐城古文争得近代最后的荣光，也成就中国翻译史上独一无二的传奇。

2、这本译著何以成为近代思想界惊雷？

甲午战败，国族危亡，他痛感仅引进西方器物还不足以救亡，遂翻译赫胥黎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，定名《天演论》。这部不足九万字的译著，十余年间刊行三十余版，成为搅动近代思想界的惊雷。

他就是近代启蒙思想家、翻译家严复（1854-1921），福建侯官人。《天演论》以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打破“天朝上国”迷梦，直指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，将危机转化为变革动力，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支撑。

秉持“信、达、雅”译则，严复以“达旨”译法结合中国语境阐发西学；以桐城雅洁文风行文，既避白话粗率，又让西学理论庄重易传，实现思想深度与文学美感的统一。

严复译稿每成，必呈吴汝纶审订，二人“平生风义兼师友”。这位桐城派后期宗师，盛赞严复译文“虽刘先生之得荆州，不足为喻”，亲为作序；指导将阐发文字移作文末按语、增设小节标题，体例更显清晰。

1903年，吴汝纶去世，同年，其删节本《吴京卿节本天演论》由上海文明书局刊行，删繁就简、主旨鲜明，成为发行量最大、流传最广的版本。胡适因“适者生存”改名，时人以“天择”“竞存”为名者甚众，“物竞天择”成为报刊通行语；青年鲁迅读之深受震撼，称其“桐城气息十足，音调铿锵”。

从文体与文脉看，严复以桐城古文译介西学，吴汝纶以文坛宗师身份审定推广，让传统文派成为西学输入的重要载体，实现桐城派的近代扩容与新生。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同书写了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学交融的关键篇章。

3、他在桐城派晚期扮演了什么角色？

他是桐城派晚期承前启后的宗师，更是推动文派走向近代转型的关键人物。他就是吴汝纶（1840-1903），字挚甫，曾国藩入室弟子，久佐曾、李幕府，“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、鸿章二人，其奏疏多出汝纶手”；后出任深州、冀州知州，政绩卓著。其最大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主掌莲池书院，开拓桐城派北方文脉。1888年张裕钊辞莲池书院山长，学子罢课相留，吴汝纶毅然弃官赴任。主掌十余年，他融桐城义法与新学新知，特聘英、日文教师开书院风气之先，使莲池书院成为“北方人才摇篮”。张、吴相继掌教近二十年，将桐城文脉与燕赵风骨、西学养分结合，让文派在北方扎根传扬。

协助严复译《天演论》，成为西学输入关键推手。严复译著每成必请吴汝纶审订，吴汝纶亲为作序、校改体例、删定节本，以文坛声望为译著背书。若无其审定与推广，《天演论》难以快速深入士林、风靡全国。

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赴日考察奠定近代学制根基。1902年，吏部尚书张百熙为求名师“长跪不起”，力邀吴汝纶执掌京师大学堂教务。吴汝纶慨然应允，先行赴日考察132天，遍访各级各类学校，辑成《东游丛录》，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献。同年创办桐城学堂（今桐城中学前身），亲题楹联“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，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”，匾额“勉成国器”至今传为教育箴言。今天的桐城中学已经是院士摇篮。

1903年，吴汝纶积劳病逝，年仅六十三岁。他一生守古文传统而不拒西学，为文经世而兴学救国，是桐城派从古典走向近代的缩影，更是文派近代转型的标志性人物。

4、他们为何要导演这幕“双簧戏”？

新文化运动初期，《新青年》高举文学革命大旗，却陷入无人响应、亦无人反对的沉寂，鲁迅形容新文学阵营“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”。钱玄同、刘半农为破局，策划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“双簧戏”，将林纾推上新旧论战的风口浪尖。

1918年3月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三号刊发钱玄同化名“王敬轩”的读者来信，以守旧口吻罗列新文学罪状，刻意抬举林纾、严复；刘半农随即发表《复王敬轩书》，逐条驳斥、尖锐批判。这场自编自导的论战成功引爆舆论，让文学革命从沉寂走向热议。

林纾被选为标靶，核心原因有三：其一，他是晚清文坛名望最高、传播力最广的旧文学代表，以桐城古文译百余种西书，号称“译界大王”，士林影响巨大；其二，他坚守文言、维护伦常，与白话文、反礼教主张截然对立；其三，钱玄同已喊出“桐城谬种、选学妖孽”，林纾与桐城派文脉相通，攻其一点可牵动旧文学阵营全局。

遭批判后，林纾愤然反击，1919年2月、3月间在《新申报》发表《荆生》《妖梦》，以影射小说丑化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蔡元培，暗含借外力打压新派之意；又致信蔡元培，指责北大“覆孔孟、铲伦常”“尽废古书”。此举引发新文化阵营集体批驳，李大钊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蔡元培相继撰文，林纾渐趋孤立，最终偃旗息鼓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马其昶、姚永概等桐城嫡传面对新派攻击始终沉默，主张“文无新旧，道在持正，不可兴文字之狱”。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，马其昶、姚永概等人不计门户、联名奔走营救。胡适感慨：“在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。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，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‘人的社会’，还有一点人味儿。”

然而，研究者认为，代表旧派出战的林纾，其实也属于新派人物。纪录片揭示，林纾的《闽中新乐府》就是一个白话诗集，而且是近代最早的白话诗集，比胡适的《尝试集》早了几十年，这是很多人不了解的。

王达敏先生曾说：当时桐城派阵营与新派公开论争者，主要就只林纾一人，而林纾在清末民初本来就是新派。1924年林纾去世后，周作人、郑振铎等都承认他是新派的前辈，给予很高的历史地位，并承认新派批判的莽撞。

5、桐城派究竟因何而退场？

桐城派发轫于清初，经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奠基光大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绵延近三百年、弟子逾千、影响最广的散文流派。民国初年，这一文坛正统走向谢幕，其衰落非仅因新文化批判，而是制度崩塌、时代变迁、文体革新与自身积弊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制度根基崩塌是核心动因。1905年科举废除，彻底斩断桐城派赖以生存的制度纽带，古文不再是仕进必备文体。陈平原教授直言：“桐城文章不是被新文化人打倒的，桐城文章是被科举考试制度取消打倒的。”科举既废，供需关系断裂，文派传承根基已然动摇。

白话文兴起让古文失去生存空间。1917年胡适倡文学改良，1920年北洋政府明令国民学校改用白话教学，数年间白话从边缘走向主流。桐城派以古文立身，当古文退出教育与公共书写，便成了无源之水。纪录片中极具象征意味：姚永朴晚年执教，目盲仍熟背古文讲义，课堂上学生前睡后嬉，先生轻声劝阻“哎，不要睡哟”，落寞之态宣告古文大势已去。

新文化批判加速其边缘化。钱玄同“桐城谬种、选学妖孽”的口号虽极端，却形成舆论风潮，使桐城古文在士林的声誉骤降。同时，后期末流多拘守“雅洁”形式，丢失姚鼐兼容并包、经世致用的内核，文章日渐枯槁乏味，进一步加速了文派的衰落。

1924年，林纾病逝，临终不能言，仍以指在其子掌心书：“古文万无灭亡之理，其勿怠尔修！”此前，姚永概已辞世，马其昶、姚永朴垂老归隐。至此，延续近三百年的桐城派走入历史。

6、如何评价“桐城谬种”这一口号？

由钱玄同提出的“桐城谬种”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具冲击力的口号，与“选学妖孽”并举，长期成为桐城派的负面标签。以至于今天很多人提起桐城派，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这四个字。那么，置于历史语境中，如何评价这一口号？

第一、策略上看，确实是有效的“破旧”武器。新文化运动初期面临的尴尬是，高喊文学革命，却“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”，寂寞得如同“空中挥拳”。为了打破这种局面，钱玄同、刘半农策划了“双簧戏”搭配这一口号，效果立竿见影，成功激怒林纾等旧派人物，引爆论战，文学革命由此获得广泛关注。

第二、内容上看，存在明显的矫枉过正。桐城派绵延近三百年，涌现出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、曾国藩、吴汝纶、严复、林纾等一大批杰出人物，其文章成就与思想贡献有目共睹。钱玄同将其一概斥为“谬种”，显然有失公允。研究者也承认：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，他们建立新文化、要废除旧文化是毋庸讳言的，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看，他们当时对旧文化的打击是有一些矫枉过正的。”

第三、历史上确实造成长期污名化。新文化运动之后，桐城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贴上“封建”“守旧”“僵化”的标签，其真实的历史贡献被遮蔽。直到近些年，学术界才开始重新审视桐城派，肯定其在中国文章学传统、文学教育、西学输入等方面的巨大贡献。纪录片《桐城派》的播出，正是这种“去污名化”努力的一部分。

第四、这一口号也并非提出者最终立场。钱玄同虽然在“双簧戏”中扮演了“反桐城派”的急先锋，但他本人并不完全否定古文的价值。本集纪录片引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：钱玄同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，他们的子孙“还要读‘谬种’诸公之文”。这说明，钱玄同内心深处也承认桐城派文章有不可磨灭的价值。

综上，“桐城谬种”是一个需要“历史化”理解的口号。它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“破旧”的积极作用，但也造成了长期偏见。今日重审，不应停留在简单褒贬层面，而应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在文化转型时代，如何既勇敢地“破旧”，又不粗暴地“弃旧”？这不仅是五四一代面临的问题，也是所有“变革时代”的共同课题。

7、桐城派对近代中国究竟有无贡献？

提起桐城派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“古文流派”“文学流派”。但本集纪录片揭示了一个更宏大的事实：桐城派不仅是一个文学流派，更是一股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化力量。昨天（4月6日）我们在公众号里提到《桐城派为何是中国近代化重要参与者》，今天我们再探讨它在多个领域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第一、西学输入的有效载体。严复以桐城古文翻译《天演论》《原富》《法意》等西方经典，成为“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”；林纾以桐城古文翻译180多种外国小说，成为“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”。毛泽东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评价，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，严复是“少有的几个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”。桐城古文非但不是西学输入的“障碍”，反而是西学输入的“有效载体”。

第二、近代教育的开拓者。吴汝纶主掌莲池书院多年，开北方新学风气；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赴日考察学制，辑成《东游丛录》，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献；创办桐城学堂，亲书“勉成国器”匾额，践行中西合育理念。严复出任北大首任校长，马其昶、姚永朴、姚永概（俗称“一马二姚”）等桐城派学人先后执教北京大学，他们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气度，为北大早期的人才培养、学科建设、人文精神塑造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第三、边疆治理与海防建设的实践者。姚莹是这一贡献的典范。他在台湾道任上，督率军民五战五捷，击退英军进犯，保卫了台湾。他还撰有《康輶纪行》十六卷，记载西藏的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风俗，提出“冀雪中国之耻，重边海之防”的主张，是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先驱。研究者评价：“姚莹和魏源、林则徐一样，是当时经世派的代表人物。”

第四、经世致用精神的传承者。从方苞的“义法”说到姚鼐的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三合一，姚莹加入“经济”要素，提倡“义理、经济、文章、多闻”，曾国藩继而系统化为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、经济”并举，经世致用的精神一以贯之。方东树率先提出禁烟主张，撰文讨檄鸦片罪恶；姚莹“忧国何关在位卑”的呐喊，吴汝纶以新学教育救国，严复以译书启蒙民智，代表了桐城派的家国情怀。

第五、文学转型的过渡桥梁。周作人指出：“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，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人引起来的。”胡适曾评价桐城派的功劳：“使古文写作通顺了，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，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。”桐城派锤炼文言、接轨西学，不仅创造了中国文章学的最后辉煌，还为“打倒”它的新文化运动做了“预备”。

8、桐城派究竟留给我们什么遗产？

桐城古文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，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。但是，纪录片告诉我们，随着林纾、姚永概相继去世，马其昶、姚永朴也垂垂老矣，作为一个绵延近三百年的文学流派，桐城派此时已不复存在。那么，桐城派究竟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？

答案或许不在“义法”“雅洁”“神气”这些文论术语之中，而在一代代桐城学人用生命写就的精神底色里。

那是一股贯穿始终、至死不渝的家国情怀。从方以智坚守气节、“集千古之智”的治学抱负，到戴名世直面文网、以命殉道的凛然风骨；从姚莹守台抗英五战五捷、撰写《康輶纪行》筹谋边防的爱国赤诚，到曾国藩以古文经世、临终仍忧国忧民的家国执念；从吴汝纶锐意兴学、倡导“合东西学问精粹”、寄望后学“勉成国器”的教育理想，到马其昶拒绝袁世凯复辟拉拢、冒死奔走营救陈独秀的正义之举；再到严复以译书启蒙民智、唤醒国人救亡图存意识的启蒙担当，林纾以译介西洋小说开启民智的文化自觉——桐城派学人从来不是埋首故纸堆的文士，而是以文章回应时代呼唤、以行动践行道义担当的“经世者”。在国家危亡、社会转型之际，他们始终站在民族大义一边，以文脉守护国脉。

桐城派的另一重珍贵遗产，是其对古文的“现代化改造”。他们将古文从僵化的拟古套路中解放出来，使之变得通顺流畅、清淡切实，成为可以表达新思想、承载新内容的有效工具。严复的《天演论》、林纾的外国小说翻译，正是借这种“改良过的古文”输入西学、启蒙民智。可以说，桐城派为后来的文体变革作了至关重要的铺垫——没有他们将古文“打磨”得通达可读，新文学运动未必能如此顺利地接过接力棒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达敏先生说，桐城派是华夏民族文明的集大成者，同时，他们在继承先贤的基础之上，又作出了伟大的贡献。桐城派作为派系，虽然走进了历史，但是，桐城派所具有的伟大精神，在中国尤其是从传统到现代这个转型过程中，他们顺应了这个潮流、推动我们这个民族前进，他们的这种努力在今天就格外有现实意义。

正如纪录片《桐城派》最后指出的那样：桐城派的文章观念、气度和格局，在今天的文学教育中，依然闪耀着无限的荣光。它所蕴藏的文学精神、汇聚的闪耀群星、包涵的人生哲理、留下的丰富遗产，值得后人长久地讲述和阐扬……   （陶渡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