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为纪录片《桐城派》第4集视频截图。

不同于前3集聚焦桐城派内部的人物与文脉，纪录片《桐城派》第4集紧扣晚清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将镜头对准了这个流派在时代激荡中的转型与新生。非桐城籍的曾国藩，以姚鼐“私淑弟子”自居，在桐城派因太平天国战乱元气大伤、文脉濒临中断之时挺身而出，扛起了中兴的大旗。

随着画面徐徐展开，变局之中桐城派的多元面貌逐一呈现。正是在这样的因时适变、薪火相传与守正开新中，桐城派于风雨飘摇的晚清走出了一条曲折而坚韧的中兴之路。有学者以“壮怀激烈”“波澜壮阔”来形容这段历程——它不仅是一代文人的文脉坚守，更是古老学术在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，奋力求变、接续前行的时代回响。

1、曾国藩何以扛起中兴大旗？

曾国藩虽自称姚鼐“私淑弟子”，却与姚鼐素未谋面——他五岁时，姚鼐便已离世。可这份跨越时空的仰慕，贯穿了曾国藩的整个人生，也正是这份赤诚的师承之心，让他成为桐城派中兴的核心人物。

从纪录片来看，曾国藩对姚鼐的推崇与追随，体现在诸多细节之中：在日记里不止两次梦见姚鼐，与之长谈文章之道；在《圣哲画像记》中，将姚鼐列入中国历史三十二位圣哲之列；编纂《经史百家杂钞》时，明确以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为范本；更直言坦承“国藩之粗解文章，由姚先生启之也。”他以“私淑弟子”自居，在桐城派因太平天国战乱遭受重创、近乎衰微之际，扛起了中兴重任。

而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最大贡献，一言以蔽之，便是“扩姚氏而大之”，从理论内核、文章风格、流派格局到人才培养，全方位拓展并重塑了桐城派。

在理论层面，他最为人熟知的创举，便是在姚鼐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三者合一的基础上，加入“经济”之学，使桐城派文章直面现实、经世致用。不过，若细究学术源流，早在嘉庆年间，同为桐城派重要人物的姚莹，便已在姚鼐“义理、考证、文章”的框架之上，进一步主张“为学”应兼顾“义理、经济、文章、多闻”四个方面。曾国藩则是在同治年间，于《劝学篇示直隶士子》中系统提出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、经济”四学并举，将“经济”正式确立为桐城派文论的核心支柱。这一理论重构，也成为桐城派在晚清“中兴”的关键标志，在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，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在文风上，曾国藩突破传统桐城派“雅洁温厚”的范式，主张汲取汉赋雄奇闳肆之气，融入古文创作之中，让桐城派文风更加雄健刚劲、气势磅礴，足以承载大时代的风云激荡。

在流派格局上，他通过《欧阳生文集序》系统梳理桐城派传播脉络，清晰勾勒出其从安徽辐射至江西、湖南、广西乃至北方各地的发展轨迹，打破地域籍贯的壁垒，将非桐城籍文人纳入谱系。他自己虽非桐城人士，却以核心继承者的身份，让桐城派从地方文学流派一跃成为覆盖全国的文坛主流。

在传承根基上，曾国藩广纳文士、悉心培养，其幕府更有“天下文章出曾幕”的盛誉。他一手栽培出张裕钊、吴汝纶、薛福成、黎庶昌“曾门四大弟子”，这些门生后来均成为晚清桐城派延续发展的中坚力量，为流派存续筑牢了人才根基。

有评论认为：“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，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。”曾国藩以私淑之诚承姚鼐衣钵，又吸纳姚莹经世之思，以拓新之功兴桐城一派，既是姚鼐精神上的传人，也是桐城派经世文论的集大成者，最终推动桐城派适配时代、走向复兴。

2、桐城派为何是中国近代化重要参与者？

长期以来，不少人对桐城派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，认为它不过是一群迂腐文人固守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的书斋之学，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毫无交集，甚至被视作阻碍近代化的旧势力。但事实上，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晚清桐城派文人，不仅没有脱离时代、固守旧章，反而以思想革新与务实实践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推动者，为长期封闭的中国打开了走向世界的第一道缝隙，这也正是本集纪录片所要呈现的关键内容。

首先，曾国藩在姚鼐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三者合一的传统框架之外，增补了“经济”一义，强调“学问须经世致用”，引导士人跳出书斋、直面国家危亡，以所学解决现实问题。这一思想转向，使桐城派从偏重文辞与义理的文学流派，转变为应对内忧外患、谋求国家自强的行动指南，也为桐城派深度参与近代化事业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。

其次，曾国藩及其门下弟子，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导力量，亲手开启了中国在工业、教育等领域的近代化探索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湘军克复安庆后，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，成为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企业，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的生产模式，并在此基础上造出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“黄鹄号”，实现了近代造船业的零的突破。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他又与李鸿章共同筹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，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、技术最为先进的机器制造基地，既支撑了国防军工，也培养了一批早期近代技术人才。在教育近代化方面，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规模官派留学事业，这批留学生后来多成为近代科技、外交、军事领域的骨干力量，这也是他晚年为国家近代化布局的重要一笔。

除洋务实践外，曾门弟子更活跃于近代外交舞台，以桐城派文章笔法记录西洋实情、传播域外新知，推动中国外交与观念的近代转型。回望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，最早睁眼看世界、主动探索自强之路的先驱人物，从林则徐、魏源，到曾国藩、郭嵩焘、薛福成等人，身上大多带有桐城派的文脉影响与精神底色。

当然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文人所推动的近代化探索，也存在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。他们主持的洋务运动恪守“中体西用”，侧重学习西方器物技术，而未触及根本制度的变革，最终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宣告破产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理想也随之破灭。

但失败并不等于毫无意义。正是曾国藩等人的先行探索，冲破了传统观念的禁锢，积累了可贵的实践经验，为后来维新变法的展开与革命思潮的兴起铺垫了基础，促使更多国人正视中西差距、走上救亡图存之路。

3、何为“大文章”与“小文章”？

纪录片中有学者给出了精准的界定：“我们一般把《筹议海防折》这样的文章称为‘大’文章，把姚鼐写的一些文章、传统桐城派的文人写的文章称为‘小’文章。”这一区分，并非简单的优劣评判，而是精准锚定了桐城派在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文体特征与精神内核，也揭示了其“因时适变”的核心生命力。

那么，究竟什么是桐城派的“小文章”？以姚鼐的千古名篇《登泰山记》为例。文中“极天云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采。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动摇承之”，字句炼字精准，行文雍容雅洁，意境悠远绵长，尽显桐城派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相融合的审美追求。这类文章，多作于太平盛世，核心是文人寄情山水、修身养性的闲雅之作，承载的是个体的审美意趣与精神寄托，是桐城派在鼎盛时期书斋美学的典型代表。

而何为桐城派的“大文章”？薛福成代李鸿章起草的《筹议海防折》便是绝佳范例。开篇便振聋发聩地提出“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”“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也”，笔力雄健，气势磅礴，直面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。文章不再局限于个人的闲情逸致，而是聚焦国家危亡，系统阐述海防战略，是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，以笔为刃，对时代命题作出的铿锵回应。这类文章，格局宏大，立意深远，承载的是家国情怀与现实担当，是桐城派在晚清变局中转型的标志性文体。

其实，“大”文章与“小”文章并无高下之分，二者皆是桐城派文脉在不同阶段的自然产物，变的是时代语境与文体内容，不变的是桐城派坚守的文章法度与精神内核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陷入“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清朝统治者的迷梦。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，传统的“小文章”已无法承载大时代的风云激荡，更无力回应国家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。文章必须有力量、有筋骨，成为传递变革思想、剖析现实危机的载体。这正是桐城派必须“变”的根本原因。

曾国藩率先破局，一方面赋予文章经世致用的现实底色，另一方面突破“雅洁”桎梏，吸纳汉赋雄奇之气，让桐城派文章兼具温润与刚健。其后，薛福成、黎庶昌等更是以桐城笔法为根基，创作了大量记录西洋新知、探讨洋务变革的文章，将原本用于书写山水义理的文体，转化为传播西学、谋划图强的工具。他们所做的一切，本质上都是一场“守正创新”的探索：让文章扎根现实、回应时代，在变局中求得生存与延续，也让自身成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

4、孤独先行者郭嵩焘真的错了吗？

湘乡派大员郭嵩焘，与曾国藩既亦师亦友、又是儿女亲家，曾经壮志满怀，却在无数唾骂声中郁郁而终。
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郭嵩焘奉旨出使英国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正式驻外使节。出使期间，郭嵩焘将沿途见闻与对西方政教、风俗、实业的观察，如实写成《使西纪程》寄回国内。书中客观记述西方的强盛与制度之长，主张中国应正视差距、学习西方。这本是务实清醒的认知，却彻底触怒了保守派。一时间，“有二心于英国”“意欲对英称臣”等污名铺天盖地，朝野一片声讨，最终清廷下旨将此书毁版。

历史充满讽刺意味：此书虽遭官方禁毁，却毁而不绝，民间辗转抄录、新闻接连刊刻，依旧在中外广泛传播。十余年后，当年下诏毁版的光绪帝亲政，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，反而多次向臣下垂询此书内容，希望从中获取治国启沃。

郭嵩焘的一生，始终在唾骂中独行。他顶着举国骂名出使海外，归国抵达长沙时，当地士绅如避洪水，纷纷劝阻船只停泊。更令人扼腕的是，即便在他去世九年之后，仍有保守派京官上奏朝廷，执意要求对他开棺戮尸，以泄公愤，其遭受的敌视与构陷，贯穿生前身后。

作为深受桐城派影响的文人，郭嵩焘以严谨平实的桐城派笔法记录西洋新知、传播世界真相，在闭关自守、思想僵化的晚清，这本就是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时代的冒险。他不曾数典忘祖、不曾卖国求荣，只是比同时代人更早看清世界大势，比时代快走了一步，也因此注定要承受先行者的孤独与屈辱。

5、他们如何以域外见闻重塑桐城派？

薛福成与黎庶昌作为“曾门四大弟子”中的重要成员，不仅是桐城派文脉的继承者，更是晚清第一批走向世界的职业外交官。薛福成先后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，黎庶昌则两度出任驻日使臣。这段独特的域外阅历，让他们在继承桐城派文法的基础上，为这一古老文派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与新格局。

在他们之前，桐城派文章多以中国政教、山川、人物为对象，而薛福成、黎庶昌则以亲历者视角，将欧洲政教、工商、技艺、风俗、军备等全新题材纳入写作范畴，极大拓展了桐城派的题材边界。

黎庶昌的《西洋杂志》，以平实雅洁的桐城派古文，细致记录西欧各国的社会风貌、政治制度与生产技术，客观呈现出一个富强有序、制度完备的西方形象，有力打破了当时士大夫阶层根深蒂固的“夷狄”偏见，为晚清士人认识世界提供了可靠的文本。

薛福成的《观巴黎油画记》则更具代表性，通篇严守桐城派“雅洁”法度，叙事精炼、章法谨严，描绘的却是近代战争图景与西方写实艺术，实现了传统文法与现代题材的完美融合。

可以说，薛福成、黎庶昌以外交官的独特身份，完成了桐城派在近代的一次重要“内容升级”。他们没有抛弃桐城义法，而是用这套成熟的文章体系，承载起“开眼看世界”的时代使命，让桐城派文脉真正与世界大势相接。这也正是桐城派绵延二百余年而不绝的关键：不固守旧题，不僵化文风，始终能随时代拓展自身，在不断更新中保持生命力。

6、他为何被称为“大文章家”？

江苏无锡人薛福成，是“曾门四大弟子”之一，后又入李鸿章幕府，成为晚清极少能以文章直接影响国家战略、以见识左右外交时局的关键人物。

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他上《应诏陈言疏》，献“治平六策”，系统提出治国方略；四年后撰成《筹洋刍议》，率先倡言变法。当多数士大夫仍在纠结“要不要学西方”时，他已深入思考“如何学、学什么”，见识远超同代。

真正奠定其历史地位的，是他代李鸿章起草的《筹议海防折》。文中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”两句，一针见血点出晚清所处的时代困境，将文明碰撞与国运危机的宏大命题，凝练为振聋发聩的国家论断。此文格局宏大、论理深切、关乎国策，堪称直面国运、谋划战略的典范“大文章”。

在实务层面，薛福成同样胆识过人、勇于担当。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朝鲜壬午兵变，日本伺机出兵，代理直隶总督张树声主张先奏后行，薛福成力陈机不可失，建议即刻出兵、先发制人，最终清军迅速定乱，有效遏制了日本的扩张图谋，尽显决断力与行动力。

晚年出使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期间，他以桐城派“雅洁”笔法写下《观巴黎油画记》等名篇，将战争场面、西方技艺、域外制度纳入古文书写，使传统文体承载现代文明内容，实现了桐城派文风的时代突破。正如纪录片中学者所评，薛福成等人的文章变风变雅、生气淋漓，让桐城古文真正发挥出经世济用的效能。

1894年，薛福成出使归国仅二十日便病逝于上海，十天后甲午战争爆发，他未能亲眼目睹洋务运动的最终结局。但其以文章立言、以事功立身，当之无愧地成为晚清桐城派“大文章”传统的标志性人物。（陶渡庵）